刘晓光等：杠杆率的收入分配效应 201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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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正文未报告部分
4.机制分析：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杠杆率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我们尝试从微观视角分析杠杆率对收入
分配的深层影响机制，补充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为此，我们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库 2012 年和 2014 年数据进行机制分析。CFPS 是一项全
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样本覆盖全国 25 个省/市/自治区，抽样具有全
国代表性。该数据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
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提供数据基础。我们匹配了家庭
变量和个体变量，删除关键变量缺失的观测值，并考虑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使用城镇家
庭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从金融资源的有偏性放大原有收入差距这一渠道进行考察。首先，我们分析初
始收入水平是否影响家户融资的可得性和融资规模。正如文献综述提到的，金融资源的可得
性是有偏的，即高收入群体通常可以享受更多的金融资源，而低收入群体则难以获得相应的
金融资源，这样穷人补贴富人的倒挂机制就会出现，由 此，杠杆率可能通过放大金融资源有
偏性带来的收入差异，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为了识别这一作用渠道，本文分别以家庭获得
融资的可能性（是否有信贷的虚拟变量）、融资的绝对规模（家庭信贷的对数值）、以及融资
的相对规模（家庭信贷/家庭资产，即杠杆率）作为因变量，全面考察是否高收入家庭能够以
更大的概率获得更多的金融资源。解释变量采用 2012 年的家庭初始收入（取对数）。为了剔
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还控制了人力资本因素和家庭人口统计特征。其中，人力资本因素
包括户主的教育年限、年龄及其平分项、健康状况；人口统计特征包括家庭规模、小孩数量
和老人数量。最后，考虑到中国地区之间发展阶段和收入水平不同，所有回归中均加入了县
（区）的固定效应。
主要回归结果如附表 1 中的第（1）-（3）列所示。结果显示，无论是对融资的可能性，
还是融资的绝对规模以及融资的相对规模，初始收入水平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高收
入家庭能够以更大的概率获得更多的金融资源。具体地，初始收入高 1%，获得融资的概率
提高 1.87 个百分点，融资的绝对规模提高 4.65 个百分点，融资的相对规模提高 0.25 个百分
点，以上结果均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高收入家庭确实有更高的概率获得金融资源，而且收
入越高所获得的金融资源规模越大。这一结果验证了我们的判断，即高收入家庭的确获得了
更多的金融资源。进一步地，获得更多的融资是否提高了家庭收入的增长率？对此，第（4）
列选用融资的相对规模进行了检验，发现杠杆率高 1 个百分点，滞后期（2012 至 2014 年）
的收入增长率则提高 1.12 个百分点，这一结果在 1%的水平上显著。
①
综合以上结果说明，
杠杆率放大了收入差距，因为高收入家庭更容易获得信贷，并通过高杠杆提高了他们的收入
增长率，使得原有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此基础上，更多的金融资源是如何促进家庭收
入增长的？对此，第（5）和（6）列进一步分析考察了两种可能的渠道：一是获得更多金融
资源的家庭更有可能进行金融投资，进而获得财产性收入；二是获得更多金融资源的家庭可
以突破融资约束的限制，更可能进行创业活动。结果显示，杠杆率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更多的金融资源有助于拓宽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来源，这再次印证了我们的结论。
②
具体
①
对于第（4）-（6）列中的分析，我们也同样采用了融资的可得性和融资的绝对规模进行回归估计，
所得结果一致，具体不再赘述。
②
其中，第（5）列的因变量是家庭是否投资了金融资产，包括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基金、国债、信托
产品、外汇产品和其他金融资产（如期货、期权等），样本中约有 10%的家庭投资了至少一种上述金融资产；
第（ 6）列的因变量是家庭是否从事创业活动的虚拟变量，当家庭属于个体经营或者拥有私营企业时取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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