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组织管理是企业构成的基本框架,组织管理模式的选择决定了企业能否有效运行。本文创新性地从定量角度研究组织管理模式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将公司
治理作为组织管理模式的代理变量,以沪深A股2000—2019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高管激励三个维度进行探究。结果表明,过高的股权集中
度会损害企业成长,但是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所占比例、高管薪酬激励及高管持股均能显著促进企业成长。进一步地,能源企业因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及企业组
织管理模式的特殊性,文章将沪深A股上市的121家能源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高管薪酬激励的结论与整体一致。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对于
能源企业而言,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所占比例及高管持股激励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并不显著。
关键词:组织管理模式,公司成长,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高管激励
前言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衰退的巨大危机,中国经济也面临巨大挑战。在攻坚克难的时期,企业的成长是保持我国经济活力的关键所在,因此保持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企业的成长与发展中,组织管理起到了基础性的决定作用。组织管理是企业构成的基本框架,企业能否高效有序运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管理模
式的选择。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在国际市场上面临日趋激烈的竞争。近几年的中美贸易摩擦及国际上的贸易壁垒加
剧也对公司的组织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即公司的组织管理模式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随着科技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及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不断
革新管理模式,改变组织的结构和形态,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在促进企业不断成长的同时提高其竞争能力。
组织管理模式对企业成长或企业绩效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也有很多学者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文献多从企业案例出发,进行定性分析,几乎没有文献对
二者间的关系进行定量研究。基于此,文章创新性地从实证角度出发,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探讨组织管理模式选择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获得一个更一般的结论,并针对
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文献综述
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的成长能力对于保持稳定增长、提供就业岗位、进行自主创新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一直以来,因研究角
度的不同,学者们对企业成长性的定义也有所不同。研究初期,Penrose认为企业成长包括“量”和“质”增长,企业成长性由企业的内部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决定
[2]
。
张秀生和刘伟认为企业成长性是指企业未来能够获得高于同行业的类似企业的收益的能力,代表的是企业未来可以得到的高收益和未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3]
。张玮认为企
业成长性是指上市公司在公司发展壮大过程中,通过持续发掘自身发展潜能,得到公司未来需要的各项能力的增长能力
[4]
。综合来看,企业成长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
过程,是在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企业内部系统组织功能不断分化,不断创新,与外部环境形成良性互动的过程。企业的成长具体表现为企业规模扩大和结构改善两个方
面。规模扩大表现为销售额的增加、生产规模的扩张、人员的增加等;结构改善表现为企业组织管理模式的改善、所有权结构的重构等。规模扩大是企业成长的结果,而
结构改善是企业成长的核心,因为结构的改善可以使企业保持一个良好的成长方向和持续的成长过程
[5]
。
对企业成长起到关键性作用的组织管理模式,一直被众多学者所关注,是组织管理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科技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进步,组织
管理模式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进行组织结构、形态等方面的革新。这种创新呈现出国际化、柔性化、人本化和知识化的发展势头
[6]
。学者们也在当前的背景环境下,
提出不同的组织管理理念与方法。李伟阳和肖红军针对新的企业管理模式——全面社会管理提出了“3C+3T”模型,建立了全面社会管理的思想体系和实施体系
[7]
。这种
新的管理模式具有管理内容全面性、管理定位全局性、管理体系融合性、管理范围覆盖性等优点
[8]
。进一步地,李艳丽和高岚通过对37位企业管理者的深度访谈,构建
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影响因素模型,并探讨其作用机制,为政府制定有效的提升策略提供了参考
[9]
。李海舰等以海尔制管理模式为例,将海尔管理实践创新上升到
一般管理理论,奠定了新时代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研究的理论基础
[10]
。阳镇等提出了使命驱动的第四代管理模式——共益企业,这种管理模式整合了传统商业组织的市场
利润导向、非盈利组织的公共利益导向,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共赢价值
[11]
。Molasy等提出了全面创新管理(TIM)的概念,通过案例分析提出我国大中型企业如何通
过实施上述方法来提高企业效率
[12]
。针对大数据的时代特征,肖文泽在现有的管理模式基础上提出以创新企业管理为目的的改进建议
[13]
;余义勇和段云龙构建了基于
大数据的企业管理创新模型
[14]
;Cui
[15]
和Guo
[16]
也针对大数据环境下企业面临的挑战,分别提出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策略。另外,也有部分学者针对行业提出企业管
理创新策略,比如动物加工、食品流通、制造业、茶叶、航空运输等
[17-21]
。
虽然组织管理模式与企业的成长发展的联动性已被大多学者认同,但是目前文献对于二者间的关系多集中于理论分析。何庆和温根伟认为企业管理模式变化能够提高
企业的经济效益,释放企业经营者活力,同时巩固企业市场地位
[22]
。徐忠伟在研究中国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时发现,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企业应该适时推动管理变
革,构造结构合理、要素完备的企业管理模式
[23]
。刘学方以家族企业为例研究了企业管理模式的变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在家族企业管理中更多采用制度、规则管
理,减少放任和关系管理会显著提高企业绩效
[24]
。李凤兰以四种企业管理模式为例研究了企业管理模式变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阐述了企业管理模式变化对企业发展
的意义
[25]
。Zhao等结合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模型和管理创新文献,构建了溢出-管理创新-绩效过程模型,发现本土企业的管理创新受益于跨国企业的管理溢出效应,
并且外商直接投资的密度和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对二者关系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26]
。Krasnicka等对波兰的301家企业进行调查,证实了管理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一
定的相关关系,同时,企业的组织文化也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
[27]
。
可以看到,当前的文献多从单个企业入手,以案例形式,或是从历史发展角度,定性研究公司管理模式对企业成长性或企业绩效的影响,很少有文献从定量角度出
发,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为了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文章从实证方面探讨组织管理模式选择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正如上文提到,组织管理模式难以量化,无法用数
据准确衡量,基于此,文章选取公司治理作为管理模式的代理变量。一方面,企业治理作为企业管理模式的五种演进方式之一,是企业进行组织管理的最重要的方法和机
制,也是最需要关心的课题;另一方面,公司治理主要体现在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及高管激励三个维度,而组织管理的六大要素中就包含了权利配置和激励方式,公司
组织管理模式的变化也会率先体现在股权结构的配置、董事会的设置和高管激励上。因此,公司治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文章以公司治理为代理
变量,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及高管激励三个角度研究组织管理模式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
研究假设
1、股权结构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
股权结构的研究更多侧重于股权集中度。当股权高度集中时,尤其是出现“一股独大”现象时,一方面,造成资金来源过于单一,企业发展动力不足,不利于企业的
创新和研发性投入;另一方面,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往往不一致,当缺乏足够的外部监督时,大股东很可能通过牺牲其他小股东的利益来追求自身利益,这不但损害小
股东利益,也严重损害了公司的成长与发展,基于此,文章提出以下假设:
H1: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公司成长呈负相关关系。
2、董事会结构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
(1)董事会规模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
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并为公司提供资源。学者们普遍认为董事会规模是影响董事会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当规模较大时,很可能出现“搭便车”行为,使
决策效率低下。但是就目前中国的上市公司来看,较大规模的董事会意味着其成员的多样性,这为企业带来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另外,较大规模的董事会也能对公司管
理层形成强有力的监督约束,使公司管理目标与股东利益一致,保证企业的发展与成长。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董事会规模与公司成长呈正相关关系。
(2)独立董事所占比例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
独立董事是指独立于公司股东且不在公司内任职的董事。担任独立董事一职的通常是业界有建树、有声望的人士,他们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可以为公司发展
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同时,独立董事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关联,因此可以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缓解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与公司成长呈正相关关系。
3、高管激励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
(1)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
股东与高管之间因为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而产生委托代理问题。高管的薪酬激励一方面可以激发高管的工作热情;另一方面,高额的薪酬激励可以帮助高管认清
工作责任,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带领企业更好发展。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高管薪酬激励与公司成长呈正相关关系。
(2)高管持股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
给予高管股权激励是一种长期激励方式,这使高管未来可能收益与公司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容易带动其积极性,也可使高管制定的策略更利于公司的成长与长远发
展。同时,高管持股也有效降低了代理成本,防止出现道德危机。另一方面,高管持股也侧面反映了其对公司的发展前景的信心。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高管持股与公司成长呈正相关关系。
研究设计及变量选取
1、样本选取
本文以沪深A股2000—2019年的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造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所有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由WIND数据库补充。得
到初始样本后,通过以下步骤进行初步筛选:第一,剔除样本期间被标注为ST或*ST的企业,这些公司财务状况异常,存在退市风险或其他风险,如果将这些公司纳入样
本将会影响结果的可靠性;第二,剔除金融类企业,金融类的企业本身不属于实体经济,财务报表的类型和财务表现也与其他行业相差较大,将这些企业纳入样本会影响
整体的结果表现;第三,剔除指标值异常的企业;第四,对所有样本数据进行1%的缩尾处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
2、变量说明
本文的研究设计主要包括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其中,被解释变量是指公司成长性的表现,用托宾Q值来衡量。托宾Q值是衡量公司价值的指标,其经济
含义是比较作为经济主体的公司市场价值是否大于给公司带来现金流量的资本的价值。如果Q值大于1,说明公司使用资源创造的价值大于其投入成本,属于“财富创造
者”,同时表明了投资者看好公司的发展前景,肯定其成长潜力,愿意支付高于公司资产的价格购买公司。反之亦然
[28]
。所以使用托宾Q值分析企业成长性时具有明显
的优势。解释变量包括了公司治理的三个维度,股权结构是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结构包括董事会规模与独立董事占比,高管激励包括高管薪酬激励与高管是否
持股。同时,选取一系列控制变量,分别为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企业年龄与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具体的变量设计及计算方式如表1所示。
3、回归模型
为验证以上假设H1,本文设定如下模型:
(1)
为验证假设H2、H3,本文设定如下模型:
(2)
为验证假设H4、H5,本文设定如下模型:
(3)
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
为初步了解各个变量的数量特征,首先对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变量的观测值、均值、标准差、最大值及最小值可以看到,我国上市公司在企
业成长、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高管激励等方面呈现如下特征:
(1)在成长性方面,企业托宾Q值的均值为2.04,说明上市企业的市场价值普遍高于公司资产,企业的市场认同度高,成长性较好。但是该变量的最大值为9.374,
最小值为0.931,差别较大,各企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差距。
(2)在股权结构方面,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均值为36.341%,说明整体而言,企业的股权集中度比较合理,但是该变量的最大值达到75%,说明市场上仍存在明显
的“一股独大”现象。
(3)在董事会结构方面,董事会的平均人数为9人,标准差为2人,说明各企业间董事会的规模差距较小。在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上,均值为0.347,符合上市公司要求
独立董事所占比例达1/3的规定。
(4)在高管激励方面,高管薪酬激励的均值为14.031,即124.0468万元,较为合理,且标准差仅为0.832,说明各企业间前三名的高管薪酬差距不大。高管是否持股
的均值为0.668,说明超过60%的公司选择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
(5)在控制变量方面,公司规模的均值为21.814,标准差为1.197,说明公司间的规模大小差距不大;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值为0.439,最大值为0.904,并未出现严
重的资不抵债现象。研究样本中的企业年龄平均14年,最短的为2年,最长的为30年。在现金持有水平方面,最小值为-0.83,说明有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为负,出
现现金入不敷出的情况。
2、相关性分析
表3为相关性分析,可以初步看到各个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为后续的回归分析做铺垫。在股权结构方面,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托宾Q值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假
设1一致。在董事会结构方面,董事会规模与托宾Q值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与假设2不一致,但这是没有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两个变量的相关关系,二者间的具体关
系还需要通过回归进一步分析;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与托宾Q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假设3一致。在高管激励方面,高管的薪酬激励和高管持股均与托宾Q值呈显著正相关
关系,这与假设4、假设5一致。从控制变量来看,所有控制变量均与托宾Q值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加入这些变量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企业特性,提高模型的拟合优
度,更好地探究企业组织管理模式与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
3、回归分析
表4为基本的回归结果。(1)列为股权结构与企业成长性的回归分析,即对假设1的检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系数为-0.007,并在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第
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的成长性越差,这验证了假设1。股权集中度不应过高,“一股独大”的现象不单损害小股东利益,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长远发
展。(2)列为董事会结构与企业成长性的回归分析,即对假设2、假设3的检验。董事会结构的系数为0.015,并在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在一定范围内,董事会的
规模越大,企业的成长性越好,这验证了假设2。董事会的大规模不止为企业带来大量的社会资本,也为企业提供强有力的监督。独立董事比例的系数为0.461,并在99%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越高,企业的成长性越好,符合假设3。独立董事作为具有专业知识技能的业界知名人士,为企业发展提供宝贵意见的同
时,更能公平客观地对董事会及管理层起到有效监督作用。(3)列为高管激励与企业成长性的回归分析,即对假设4、假设5的验证。高管薪酬激励系数为0.182,并
在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在一定程度上,高管薪酬越高,企业的成长性越好,符合假设4。当高管得到薪酬激励后,更容易受到鼓舞,激发其工作热情,带动企业更
好发展。高管持股的系数为0.046,并在9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相较于不进行高管持股激励,通过股权分配对高管进行激励更容易促进企业成长性的提高,符合假设
5。对高管进行股权分配激励,将高管未来的可能收益与企业长远发展捆绑在一起,将高管目标与股东目标一致化,使高管制定策略时能立足于企业的前景,促进企业成
长。从控制变量来看,在三个模型中,企业规模均与企业成长性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当企业的规模做大时,公司进入稳步发展阶段,相较于灵活的小企业,大企
业大幅度成长的可能性更小。资产负债率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企业的杠杆能够撬动更多资金投入到企业经营创新中,促进企业成长。企业年龄的系
数显著为正,相较于成立年限短的企业,成立时间长的企业有更大的影响力与资源,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进步。现金流入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现金流入水平在
一定程度上衡量了企业的经营状况,现金流入水平越高,说明企业的经营状况越好,变现能力越强。
4、异质性分析
相较于其他行业,能源产业作为我国的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因此着重研究能源企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
义。
能源企业在组织管理模式方面存在一定的独特性。首先,能源企业多为国有控股企业,虽然现有的股权和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但是这种多元化更多体现为国
有持股者的分散化,主要是在国有经济框架内实现的。研究的能源企业第一股东的持股比例的均值为43.80%,而其他企业均值为36.07%。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会诱发种种
弊端,也会造成“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其次,呈现多元化的大股东也多为行业内的企业,行业外的企业介入程度低。再次,能源企业的高管多由政府任命。这些企业经
营者仍然是准官员,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这种特有的组织管理模式不仅反映在公司治理上,也对企业的成长性存在影响。因此,本文选取沪深A股的121家能源企
业作为研究对象,选用2000—2019年的面板数据,探究其组织管理模式与企业成长性间的关系。
表5为能源企业的回归分析结果。在股权结构方面,第一股东的持股比例系数仍显著为负,说明对于能源企业而言,“一股独大”的存在也会影响企业的成长性,应
尽可能实现股权的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在董事会结构方面,董事会规模与独立董事所占比例对企业的成长性存在正向影响,但是这一影响并不显著。对于能源企业而言,
由于国有控股的限制,绝大部分的董事背景雷同,大规模的董事会没有带来大量的社会资本,反而可能因为规模较大而造成决策效率低下。独立董事在能源企业的设立目
的应该是制衡国家股东的权力
[29]
,同时对于国有控股公司而言,独立董事的设立目的也包含钳制经营者行为。但是对于国有能源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绝大部分为母公司
派遣,在重重阻力下,独立董事并不能很好地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在高管激励方面,高管的薪酬激励能够促进公司成长,这与其他企业一致。而高管是否持股对企业的
成长性存在负向影响,尽管这一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对于能源企业而言,股权分配对于高管的激励作用不大,并不能对企业成长起到促进作用。
结论及建议
为研究组织管理模式对公司成长性的影响,文章使用管理模式演进之一的公司治理作为代理变量,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高管激励三个维度进行探究。具体而
言,本文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高管激励三个维度提出五个假设,并以沪深A股2000—2019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验
证。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成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所占比例、高管薪酬激励及高管持股均能显著促进企业成长。进一步地,能源企业因
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及企业组织管理模式的特殊性,文章将沪深A股上市的121家能源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使用2000—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深入探究。发现对于能
源企业而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仍与企业成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成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对于能源企业,董事会规模、独
立董事所占比例及高管持股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并不显著。
随着国际宏观环境的变化,以及科技尤其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要不断革新,根据环境、组织发展战略、员工知识水平、工作方式等而改变。具
体而言,第一,企业要调整股权结构,优化治理水平。当前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一股独大”的现象仍比较突出。尤其是对于国有能源企业而言,国有控股的性质和股权
集中的特点更为明显。企业要合理调整股权结构,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分散化,避免因股权集中度过高而产生的股东短视现象,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第二,健全董事会
治理,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董事会治理是现代企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效的董事会治理能够有效梳理管理者与所有者的权责关系,最大限度地降低委托代理问
题
[30]
。对于我国的上市企业尤其是能源上市企业而言,要致力于董事会结构多元化,提高董事的专业素养。与此同时,要选择经验丰富、与公司无相关利益的专业人士
担任独立董事,发挥好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保证企业高效有序运行。第三,完善高层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整体而言,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都对企业成长性起到了一
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对于能源企业,股权激励的作用并未显现,说明这一激励手段的运用还需要调整。另外,要通过绩效评价等手段,加强对高层的约束,实现高管的良
性竞争和流动。总的来说,不管是在股东结构设置、董事会结构设置、管理层设置方面,还是在日常经营活动的组织中,公司都需要利用先进技术,选择适合企业的组织
管理模式,提高企业管理与运行效率,帮助企业快速成长。
参考文献:
[1]盛斌,毛其淋.贸易自由化、企业成长和规模分布[J].世界经济,2015,38(2):3-30
[2]Penrose E. T.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M].Oxford,England:Wiley & Sons Press,1959
[3]张秀生,刘伟.创业板上市企业成长性影响因素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3,(15):181-183
[4]张玮.股权激励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5]刘曜,干胜道.企业成长:定义及测度[J].软科学,2011,25(2):141-144
[6]叶国灿.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趋势[J].管理世界,2003,(12):146-147
[7]李伟阳,肖红军.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新的企业管理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10,(1):114-123
[8]朱晶晶,张娟.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新的企业管理模式[J].统计与管理,2017,(2):168-169
[9]李艳丽,高岚.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的影响因素模型与提升政策[J].管理评论,2018,30(9):186-198
[10]李海舰,李文杰,李然.新时代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研究——以海尔制管理模式为例[J].经济管理,2018,40(7):5-19
[11]阳镇,尹西明,陈劲.共益企业——使命驱动的第四代组织管理模式[J].清华管理评论,2019,(11):26-34
[12]Molasy M.,Cholewa M.,Rosienkiewicz M.,et al. Total Innovation Management——Application in Large and Medium-Siz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China[J].Advances in Manufacturing II,2019,(3):101-113
[13]肖文泽.基于大数据时代下企业管理模式创新的思考[J].财经界(学术版),2018,(13):27-28
[14]余义勇,段云龙.大数据时代下企业管理模式创新研究[J].技术与创新管理,2016,37(3):302-307
[15]Cui F. Q. Analysis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Model Innovation in the Era of Big Data[A].Proceedings of 2018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ICEMIT 2018)[C].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Industrial Engineering:Computer Science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Society,2018
[16]Guo J.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A].Proceedings of 2016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ical&;Electronics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ICEEECS 2016)[C].信息化与工程国际学会:计算机科学与电子技术国际学会(Computer Science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Society),2016
[17]Xu W. H.,Chen P. K.,Wan X. J. Impact of Animal Processing on the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Model[J].Revista Cientifica-Facultad
de Ciencias Veterinarias,2020,30(2):779-788
[18]黄群慧.制造企业管理模式:国际发展趋势与我国创新状况[J].中国工业经济,2003,(4):11-17
[19]韩春梅.大数据时代下茶叶企业管理模式创新研究[J].福建茶叶,2017,39(9):16-17
[20]姜鹏,杨开,黄育秋,等.波音鬼怪工厂组织管理模式研究及启示[J].飞航导弹,2018,(1):6-9
[21]Xu Z. L.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novation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Clustering Algorithm[J].Wireless Personal
Communications,2018,102(4):2885-2896
[22]何庆,温根伟.企业管理模式变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0,(3):21-22
[23]徐忠伟.中国民营企业可持续成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24]刘学方.企业管理模式的变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析——以家族企业为例[J].经济学家,2015,(4):54-63
[25]李凤兰.企业管理模式的变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J].现代国企研究,2018,(4):14
[26]Zhao H. X.,Ozer M.,Rong W.,et al. Do Management Innovations of Indigenous Firms Benefit from Managerial Spillovers from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J].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2019,59(6):917-947
[27]Krasnicka T.,Głód W.,Martyna W. Management Innovation,Pro-Innovation Organisational Culture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Testing the
Mediation Effect[J].Review of Managerial Science,2018,12(3):737-769
[28]胡菀菀.我国上市公司行业成长性托宾Q分析[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29]高明华,马守莉.独立董事制度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兼论中国独立董事有效行权的制度环境[J].南开经济研究,2002,(2):64-68
[30]王婷.能源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D].西安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作者简介:李飞,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胡毅,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张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
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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