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消费者从其他消费者对兼容产品的消费中受益时（用户为正的消费外部性），或者当消费者从其他消费者对不兼容产品的消费中产生成本（非用户负的消费外部性）时，就会出现正的网络外部性。 但是，尽管用户肯定的外部性通常是相互强加的，并且因为它们与互操作性有关而暗示着互惠互利，但对于非用户负的外部性，不兼容的成本可能是单方面施加的，并且是不对称承担的。 例如，由于大型和小型车辆并存而导致道路上更大的死亡和受伤风险，完全由大型车辆的所有者承担，而仅由小型车辆的乘客承担。 本文比较了在涉及用户积极和非消极外部性的制度下，兼容性激励的社会最优性。 早期关于用户积极外部性的工作（例如，Katz和Shapiro，1985年）表明，网络规模相对较小或声誉较弱的公司倾向于偏向于兼容性，而当单个公司的网络处于竞争状态时，单个公司对兼容性的激励就不是最优的。大小紧密匹配。 同时，直觉表明，在非用户负外部性的情况下，对不兼容性的激励应始终是过度的，这反映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涉及单方面施加的负外部性的活动将总是由市场提供过多的（在缺乏监管或科塞减缓的情况下）。 使用差异化产品的“位置”模型，我们发现，在两种制度下，当企业的网络规模接近时，兼容性的激励趋于次优，而当网络的规模差异很大时，对小型企业而言，兼容性的激励就不那么理想。 讨论了有关外部性的令人惊讶的公共政策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