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利用的国际法应当是建立在资源生物特性之上的一种法律规范，只有符合资源生物特性的制度安排才能有效应对世界渔业危机。实践证明，将投入控制和产出控制相结合的制度安排是对资源生态整体特性的有力回应，能有效遏制资源衰退。从制度的本质来看，不得超越总可捕量的共同义务是制度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一旦突破总可捕量底线，权利的实现便不能得到保障，这是一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逻辑关系；其次，海洋渔业权制度公法色彩浓厚。无论是准入制度还是监管层面，离不开公权力的有效干预和保障；此外，渔业权权利束中的配额权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