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一种翻译学派,它关注翻译的实用性和目的性,强调翻译不仅仅是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词语层面的对应,而是要考虑到文本在特定语境中的功能和目的。这个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剧,非文学文本的翻译需求急剧增加。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卡塔琳娜·赖斯、汉斯·弗米尔、贾斯特·赫尔兹-曼塔利和克里斯蒂安·诺德。
1.2.1 功能翻译学派的理论基础
卡尔·布勒在1934年提出的语言功能“工具模式”为这一理论奠定了基础。布勒认为,语言有三个主要功能:信息功能(传达事实)、表达功能(表达说话者的情感或态度)和感染功能(影响听者的行为)。基于这些功能,他将文本分为意动型(conative,旨在影响读者)、表达型(expressive,侧重情感表达)和信息型(representative,侧重传递信息)三类。
雅各布逊进一步发展了布勒的理论,提出了六要素的语言功能模式,包括信息、语境、信息发送者、信息接收者、接触渠道、代码和话语功能。他提出五种话语功能:信息、表情、感染、寒暄和诗学,更全面地解释了语言如何在不同情境中发挥作用。
1.2.2 译功能翻学派的主要理论
卡塔琳娜·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主张翻译应考虑文本的功能,而非仅关注对等。她提出翻译的单位是语篇,而非单个词汇或句子。赖斯认为翻译的目标是实现源文本和目标文本在思想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上的对等,但同时也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对等并非总是可能或必要。
汉斯·弗米尔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是功能翻译学派的核心理论,强调翻译的首要原则是满足译文的预期目的。这意味着译者需要考虑目标受众、文化背景以及译文将在何种语境下使用,而不仅仅是复制原文的意思。
贾斯特·赫尔兹-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扩展了功能主义翻译的应用范围,关注翻译过程中的行为、参与者角色以及翻译环境。她认为翻译是一个跨文化转换的过程,不仅涉及文本转换,还包括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和环境因素。
克里斯蒂安·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理论则主张译者既要忠实于原文的功能,也要考虑到译文的可接受性和适应性,这要求译者在原文和目标文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注重翻译的实用性和目的性,认为翻译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涉及到文本类型、目的、语境和受众等多个因素。这种理论挑战了传统的对等观念,强调了翻译在不同文化和语境中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通过理解和应用这些理论,译者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翻译任务,确保译文在目标文化中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