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杜甫的生涯早期，他的作品并未被当时的重要诗选所收录。这个问题涉及到文学鉴赏的主观性、诗歌风格的匹配度以及诗人的社会地位等多个因素。
《河岳英灵集》作为盛唐诗歌的理想代表，反映了当时的诗坛风气，其编选者殷璠注重诗歌的气象高华和"风骨"与"声律"的兼备。然而，杜甫的诗歌风格以"沉郁顿挫"著称，这与殷璠所追求的审美标准并不一致。例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的忧国忧民和深沉感慨，在当时的评价中可能不如其他诗人如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等的即景写实和淡雅风格。
元结的《箧中集》主张"雅正"，推崇正直无禄位、忠信而久贫贱的诗人，看似与杜甫的人格接近，但杜甫曾担任过左拾遗，不符合元结的标准。同时，杜甫的诗歌主题超越了个人的苦难，展现出更广阔的忧国忧民情怀，这与《箧中集》诗人更为个人化的苦难歌唱有所区别。
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则以"体壮风雅，理致清新"为选诗原则，同样强调盛唐气象。杜甫在安史之乱后的作品充满了战乱的痕迹和个人的困顿，无法体现"中兴"的乐观气氛，加上他在战乱中远离长安，与主流诗人群体隔阂，这也是其作品未入选的原因。
尽管杜甫在生前未得到应有的认可，但他的诗歌在其去世后不久便得到了真正的理解与推崇。杜甫的诗作以其深沉的情感、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超越时代的关怀，最终确立了他在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这些早期的选诗经历揭示了文学价值的发现与认可有时需要跨越时代的距离，也突显了诗人在创作时与主流文化氛围的互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