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政权频繁更迭，国家长期分裂。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度仍有所发展和完善，对于后续的法制建设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以下将详细介绍这一时期法律制度的主要变化和发展。
法律形式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蜀汉政权的《蜀科》是三国时期重要的法典，它是在汉律基础上制定的，为国家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而曹魏政权的《魏律》是对汉律的修订与简化，首次将“具律”改为“刑名”，并引入“八议”制度，使法典结构更加系统和科学。《晋律》（又称《泰始律》）则进一步精简条文，将“法例律”加入刑名律后，使得法律内容更为丰富且条理清晰。北朝各代，尤其是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都根据自身需要进行了立法活动，如《北魏律》、《大统式》、《麟趾格》、《大律》和《北齐律》等，其中《北齐律》的12篇结构影响深远，名例律的设立为后世法律总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法律形式多样化，出现了律、令、科、比、格、式等相互配合的立法体系。科用于补充和调整律、令，格与令相似，补充法律内容，而比则是一种类推法律案例的手段，式则是官方公文的格式，这些都反映了法律适应社会需求的灵活性。
再者，法典内容的儒家化趋势加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与儒家伦理道德的结合更加紧密。礼法结合的加深，意味着儒家的道德规范被更多地纳入法律规范，如“引礼入律”和“纳礼入律”，法律开始体现更多的道德教化功能。这种趋势对后世的法律儒家化有着深远影响，如唐宋律法中的“十恶”等条款，就是这一思想的延续。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制度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依然取得了显著的发展，立法形式多样，内容儒家化，律典结构更加完善。这一时期不仅继承了秦汉法律制度，也为隋唐的法制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各政权地域有限，但其法制创新对整个中华法制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