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对社会伦理和道德标准提出了新的挑战。个人隐私保护问题成为大数据技术伦理反思的重要内容，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在利用大数据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保障个人信息的安全和隐私权利。
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权的保护问题需要从技术和社会道德标准两个层面加以考量。一方面，技术发展需要配合相应的伦理规范，以确保数据收集、处理、存储和分析的过程中，个人隐私得到妥善保护。另一方面，社会道德标准需要适应大数据技术带来的变化，形成与之相匹配的伦理指导原则。在这两个层面上，大数据技术与伦理的融合成为实现隐私保护目标的关键。
在技术层面，大数据技术的隐私问题主要表现在数据收集的泛化、信息处理的高效性和数据种类的多样性。大数据技术通过基础软件工具，能够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捕捉、管理和处理大规模的数据集合。这些数据集合中不仅包括结构化数据，更多的是非结构化数据，它们来自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领域，能够从多个视角对个人产生影响。因此，对大数据的处理需要深思熟虑，涉及多样的数据问题解决方式。
在社会道德层面，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得对社会伦理和道德标准的研究变得重要。大数据的普及化可能会带来所谓的“技术革命”，这不仅意味着信息数据的泛滥，也意味着人们在获取和分享信息时可能面临隐私泄露的风险。在此背景下，大数据的“删除”和“储存”功能，即信息能否被永久存储或删除的问题，成为对个人隐私权利影响深远的技术议题。个人在互联网平台上的行为和数据可能会被永久记录和分析，这就需要制定明确的伦理规范来界定技术的边界。
在此背景下，学者们提出了多个与大数据相关的伦理模型，试图从理论层面解决隐私保护的问题。斯塔曼的“隐私模型”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它试图在大数据技术应用中置入相应的伦理使用价值，以保护个人隐私。这一模型结合了安全性、公平性、独立性和信赖性这四个社会道德标准来规范隐私泄露和歧视等问题。
具体到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历程，20世纪80年代，学者托夫勒预言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而在20世纪末，“数据仓库之父”恩门提出了“大数据”的概念，这标志着科学研究从单一向多维转变的实际应用。到了21世纪，大数据不仅被称为“钻石矿”和“金矿石”，更是被认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但同时，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也带来了信息失调、数据泄漏、传播滞后等问题，这些问题也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伦理问题。
在中国，大数据技术的伦理问题同样引起了广泛讨论。2013年被认为是中国的大数据元年，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和研究有了显著的进展。同年，《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一书在中国翻译发行，为大众理解大数据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保护的问题成为技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这不仅需要技术手段的创新，也需要社会各界尤其是政策制定者、技术开发者和普通用户共同参与，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伦理规范。这样才能在保护个人隐私权利的同时，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