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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1 年 x 月 x 日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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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纺锭总数增加近 30 万枚,新增布机 1500 台。日本资本尽力楔入一些新设的和资金周
转发生困难的华商纺织厂，以致这一时期与日本垄断资本发生借款关系的华资厂达 13 家，
其中有 7 家因无力偿债而为日资所兼并。所以，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一度出现的建立纱
厂的热潮随之消逝。 1925 年上海发生“五卅”运动，抵制外货是群众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对棉纺织业的发展有所刺激，在其后的三年中，华资纺织厂增至 73 家,已开工纱锭达
201 万余枚,布机 1.2 万台。但同期中，外资纱厂的倾轧日益严重，其中日本资本的膨胀
最为明显。截至 1936 年，在棉纺织业最集中的上海，共有纺织厂 65 家，其中华厂 31
家，日厂 30 家；共有纱锭 266.7 万余枚，华厂为 111.4 万枚,占 41.8％，日厂为
133.1 万余枚，占 49.9％；共有布机 30058 台，华厂为 8754 台，占 29.1％，日厂
为 17283 台，占 57.5％。这表明日本资本在上海棉纺织业中居于绝对优势。1936 年，
全国棉纺织业共有纱锭 5102796 枚,其中外资纱厂纱锭为 2356404 枚,占 46.2％；共
有线锭 532270 枚,外资线锭为 358954 枚,占 67.4％;全国布机共有 58439 台，外资
布机为 32936 台，占 56.4％。抗日战争期间及战后 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战火波及地区棉纺织业损失奇重。据统计,上海、常州、无锡华商纱厂纱锭遭直接破坏的达
52.2 万余枚，布机达 6000 余台。武汉、沙市、郑州一带棉纺织厂历尽颠沛，内迁川、
陕等地。据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查处统计：至 1939 年 3 月止，迁到后方的纺织厂共
有 59 家,大部分是小型织布厂，而大中型棉纺织厂只有九家，计有纱锭 15.9 万枚,布机
800 台。战时后方购置大型纱机设备十分困难，新增的纺织厂多是拥有 2000 枚纱锭的小
厂。国民党政府采取严格的统制政策，实行纱布统购统销、代纺代织，而统购统销所规定
的官价远低于市价，代纺代织的工缴又远在成本之下，加之苛捐杂税，通货恶性膨胀，使
民族棉纺织厂难以维持，不得不相继减产停工。据统计，1942 年，后方大型纱厂虽有
30 余万枚纱锭，但开工运转的只有 17.6 万枚。
沦陷区棉纺织业的处境更为困难，它完全被日本侵略者控制，华资棉纺织厂开工者不
多。日本是一个产棉不足的国家，1942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美国和印度输入棉花的
来源断绝，华棉遂成了日本本土亟需的资源。在沦陷区，原棉和动力的供应十分缺乏，迫
使各大型纺织厂停工。1943 年，南京、上海一带遂出现了一些拥纱锭一二千枚的小型纱
厂，以适应社会需要。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日本在上海、天津、青岛和东北等地经营的
棉、毛、麻、绢工厂及印染、轧花、打包等附属工厂 85 家，并在这些厂的基础上建立了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成为拥有纱锭近 180 万锭的庞大的官僚资本企业。但是，纺建公司所
属各厂生产效率奇低，它的纱锭和织机的运转数额在 1946 年平均不到半数，最低时只有
19％（纱锭）和 14％（织机）。每月产纱率只达标准产纱率的 37％，比抗战后华商纱
厂的平均产纱率还要低 57％。至于民营纺织厂，在国民党政府假借“平抑物价”的名义下，
所需原棉和所产成品均受到严格的控制,以致各民营棉纺织厂原料供应严重不足,而在通货
恶性膨胀的影响下，成本高昂，亏损严重，不得不停工减产。
历史表明，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历程是非常坎坷的。它在初创时期历尽外国侵略
势力的倾轧，几经起伏，得到了一点微弱的发展。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经济危机
的袭击，迫使它在萧条中挣扎，而 40 年代的战争破坏和战后官僚资本的摧残，终于使棉
纺织业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行业陷入了空前危机的地步。
二：中国棉纺织业的可观之处
“1.2 亿环锭纺，232 万头转杯纺，126 万台织机”，凭借这样一组数据，我国棉纺织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