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写音乐史论争之思考.docx

关于“重写音乐史”的论争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涉及音乐史学的根本问题——如何书写音乐史。这场论争始于1988年戴鹏海提出，持续至2007年，参与的主要人物约15位，发表了20余篇论文，主要在《黄钟》等8个期刊上展开。讨论内容不仅限于恢复因过去“左”倾思想而被遗忘的音乐家和作品，更深入到对历史书写方法和纯学理的探讨。 首先，回顾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从1925年王光祈的《各国国歌述评》到1958年汪毓和的《中国现代音乐史纲要》，这段历史的发展较为有限，呈现出学科的不成熟。汪毓和的著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国内唯一的近现代音乐史专著，但其距离历史事件过于接近，可能受限于当时的视角和环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论争中的核心问题是对20世纪四次音乐思潮的反思。这四次思潮分别是：“国乐—新音乐—国粹论—全盘西化”的讨论、强调音乐社会功能的抗战时期、建国后的文艺路线之争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潮音乐和“重写音乐史”思潮。每次思潮都反映了音乐人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方向的探索与争论。 20世纪中叶的闭关锁国导致了音乐理论和实践的滞后，第三次音乐思潮的讨论常常停留在基础知识和低层次知识结构的冲突中。随着改革开放，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历史，尝试打破原有的框架，对音乐史的重写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不仅是对过去错误的纠正，也是对音乐史学理性和学科建设的深入思考。 从经济、科学和全人类音乐史的角度分析，音乐史的重写是必要的。商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音乐的表演方式和传播途径，科技进步带来了音乐音响的巨大变革，要求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适应新的形式。同时，历史的长远视角能够提供更为客观的分析，避免因过于接近历史事件而产生的主观偏见。 综上所述，“重写音乐史”不仅是对历史记录的修正，更是对音乐史学方法论的探讨和学科建设的推动。它要求音乐史学者站在历史的高度，运用科学的治学方法，全面审视音乐与社会、科技、文化的互动，以期构建更为准确、全面的音乐史叙事。这一论争对于深化我们对中国音乐历史的理解，促进音乐学科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